易纲：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丰富 足以应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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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准备金率和货币条件。考虑到美联储正在加息，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强调，这些工具足以应对不确定性。

易纲表示，当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定和中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的政策工具。今年，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4%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6%，7天期逆回购利率也有所下降。今年，央行已经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广义货币增长率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相当，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约为10%，也处于合理水平。基于上述因素，可以得出中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定和中性的结论。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稳定的，预计今年可以达到6.5%的目标，或者可能稍高一些。价格水平处于良性区间。目前，消费物价指数为2%，生产者价格指数为4%。据估计，年消费物价指数略高于2%，生产者价格指数在3%至4%之间。”在谈到中国经济时，易纲指出，企业利润有所增加，税收和工资收入也处于良好水平。国内消费已经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外部盈余正在持续萎缩。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长期保持，2007年达到峰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然后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全年可能会有少量盈余，估计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消费和服务业成为主要驱动因素，对外顺差不断缩小。

易纲认为，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下行风险。过去几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相关模型，预测贸易摩擦对主要经济体和世界的负面影响。央行的模型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强调，贸易摩擦将引发许多问题，导致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并使市场紧张，这是市场所不喜欢的。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所占比例相对较大，约占45%。私营企业的出口比例也很高，几乎达到45%。国有企业的出口仅占10%。上述结构也可以推断出贸易摩擦和关税征收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他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需要注意其他因素。首先，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为20%。目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高达400亿美元。中国仍然存在对美国的教育赤字。许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向美国支付高额学费和生活费用。流入美国的资金是巨大的。中美贸易统计中没有包括的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大量生产和销售。据统计，2015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约为2200亿美元，包括商品和服务。第三，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去年，中国向世界支付了约29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费，其中很大一部分支付给了美国。

“下一步，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立’的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易纲表示，中国将大力推进服务业的开放，包括金融业的开放。

他指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贸易战要好，贸易战会导致双方的损失。“在过去几天里，我与十几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们都认为贸易战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贸易摩擦的巨大负面影响。”易纲强调，各方应携手合作，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至于谈判策略，易纲指出，“我认为我们将遵循我们的原则。我们认为，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是成功的。全球化、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都是有效的。我们将继续遵循这一原则。我们也在做最坏的打算。然而，即使我们做了这样的准备，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找到一个建设性的解决办法。这不仅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邻国、供应链和全球利益。”

关于去杠杆化，易纲表示，去年和今年中国的总体杠杆率保持稳定，不再快速上升。最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引入其他工具的基本目的是为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的流动性。M2等社会融资规模指标适度增长。因此，央行向金融体系注入的流动性是适当的，杠杆率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他特别强调这是指稳定的杠杆率)。

易纲认为，经常账户基本平衡是一件好事，中国不会刻意寻求经常账户盈余。他认为，目前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状态。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是由于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 index)和富时罗素指数(FTSE Russell index)纳入中国债券和股票，投资者开始配置人民币资产。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我们不会出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特殊政策。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市场参与者可以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自由选择他们最希望持有的货币。”易纲强调。